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。近期，随着各地方政府为了配合稳增长，再度大举投资，有的省市动辄上万亿元，远超过当地财政收入。这一景象，再度将融资平台风险问题，推上风口浪尖。
市场之所以再度担忧未来的融资平台风险，原因在于几个方面：其一，过去几年的地方政府大量融资平台的巨额债务正进入偿还高峰，这无疑对融资平台的资金流动性提出了考验。在上一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，很多地方政府，继中央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后，竞赛式的抛出数以万亿计的投资，为此，各级政府融资平台进行了大量融资，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其中不少债务将进入还款期。此前审计署公布数据显示，截至2010年底，我国省、市、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超过10万亿元，从债务到期时间看，逾50%将在2011年~2013年到期。这就意味着，2012年、2013年将是地方政府还债的高峰期。
其二，地方政府当前的财政收入状况也面临压力。一方面，今年以来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出现明显下滑，比如7月财政收入增速从6月份的9.8%下滑到8.2%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支出的大幅增长。另一方面，地方政府高度倚赖的“土地财政”，在房地产调控坚持不动摇的背景下，依然维持低位。
其三，地方政府却面临“支出刚性”和大幅投资的冲动。支出刚性是未来几年保障房建设、水利建设等资金的大量需求。按照相关规定，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中，10%需定向用于保障房建设，10%用于教育领域，还从2011年7月开始，提取10%用于农田水利建设。特别是，随着未来几年保障房建设的加快，保障房资金的巨大缺口不容忽视。而为了稳增长，地方政府开始抛出数额巨大的投资计划，比如湖南长沙市称将投资195个建设项目，融资总需求达8292亿元，贵州省则公布投资约3万亿元的旅游建设重点项目，西安市政府也表示，计划再融资建设9条地铁线。
由此，我们看到的状况是，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偿债压力渐增，而财政收入没有明显改观甚至增速下滑的同时，财政支出和投资举动却要大幅增加，这无疑需要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四处“开拓”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，再度大规模举债。比如在传统融资渠道方面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强与银行沟通协调，甚至通过行政压力，寻求银行信贷资金。同时，借助信托公司渠道退出部分符合监管要求的项目，以此获取资金，政府平台也因此逐渐取代房地产项目、矿产项目等成为信托融资的最大主体。此外，城投公司的一种新债务融资工具———资产支持票据(ABN)诞生，这一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，凭借支持资产的未来收入能力获得融资。
尽管此前“政府性债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”基本成为共识，但今年复杂多变的经济局势下的这一局面，再度凸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。这样的教训国际上有之，比如日本90年代陷入萧条后，日本政府就曾以巨额的公共投资刺激需求，成为至今仍在恶化的财政赤字的罪魁祸首；至今仍在持续恶化的欧债危机，同样与此相关。
防范和化解融资平台风险，是过去一段时间相关各方努力的方向，是财政金融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。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，对今后一个时期金融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时就指明，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，并要综合施策、标本兼治，妥善处理存量债务,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,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，构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和风险预警机制。这意味着在妥善处理存量债务、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同时，一系列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和渠道亟待建立。
从未来发展看，既要着眼于当前的稳增长任务，又要在城市化步伐加快过程中完成基础建设的旺盛需求，这就需要在妥善处理存量地方政府性债务时，从长计议，规范举债融资机制，根本上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问题。而市政债“破题”、税制改革，以及将地方政府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等举措，都已进入相关部门视野。
去年已经试点的地方债，标志着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开始“破冰”。2011年10月20日，财政部宣布，经国务院批准，上海市、浙江省、广东省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。这一自行发债试点今年继续进行，上海市近日已经第二次启动自行发行89亿元地方政府债券计划。让地方政府成为负债主体，自行发债，是地方债发行制度上的一大进步，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使然，也是让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走向阳光、透明和规范化所迈出的第一步。
深入推进税制改革，是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又一措施。换言之，应改革现行的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资本支出筹资模式，使财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稳定的主体税种，为地方政府公共产品的资本支出提供稳定的、跨周期的收入来源。从国外经验看，作为一个完善地方税制的举措，房产税是支撑基层政府财力的主要税种，县级及以下公共教育、医疗等支出，房产税都是重要支柱。对于我国而言，房产税将是财税配套改革中的重要一环，未来同样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稳定的支柱型财源，为地方政府完成保障房建设等民生项目支出提供财力。赵洋
(金融时报 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