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记者张守营
日前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最新研究成果，首部《社会管理蓝皮书――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》（以下简称蓝皮书）正式发布。蓝皮书指出，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，核心是3个转变，一是从“发展型政府”向“服务型政府”转变；二是从“大政府”向“大社会”转变；三是从“善政”向“善治”转变，最根本的是推动政府转型。
人口问题、中等收入陷阱与“城市病”
蓝皮书指出，按照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，我国内地人口已经达到了13.4亿人。人口规模不断增长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问题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加剧。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，还将带来社会就业、社会保障、社会服务、社会管理、社会治安的压力。
蓝皮书指出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，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5432美元，标志着我国到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战略转型阶段，如果我们的社会问题处理不好，我们就会从一个黄金发展期进入一个矛盾凸显期，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。中等收入陷阱有5个标志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、经济发展停滞不前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、贪污腐败现象严重。
蓝皮书进一步指出，2011年，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1.27％。城市化率突破50%以后，标志着城市化进入加速期，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：人口无序集聚，外来人口“倒挂”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；交通拥堵严重，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；能源资源紧张，大大超出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；生态环境恶化，土地掠夺性开发、空气污染、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；房价居高不下，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，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；安全形势严峻，拆迁引发的官民冲突，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，非传统危机、人为制造的危机及天灾人祸形成的新的“灾害链”。
当前社会管理面临五大挑战
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课题组研究认为，随着我国逐步进入经济转轨、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加上受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，一些长期性、根本性、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，给当前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。
一是外来人口流入易与融入难并存。由于流出地与流入地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风俗、生活方式等因素上的差异，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在劳有所得、住有所居、学有所教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等方面依然无法拥有和流入地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，无法真正地融入当地。
二是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并存。由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不彻底性、不深入性和不明确性，市场化改革至今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过度。
三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与网络组织化程度高并存。一方面，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单位化社会体制的逐渐瓦解，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正在不断走低；另一方面，以互联网、物联网、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，网络的组织化程度迅速提高，具备了迅速发起和组织群体行为的能力，网络的“围观效应”对社会管理、社会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四是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。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主法制观念的不断普及，我国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不断加强。然而现实生活中，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，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。
五是公共服务需求多元与供给单一并存。一方面，公共需求呈现多样性与扩张性特征；另一方面，政府有效供给明显不足，表现为公共服务垄断、服务效率低下以及服务建设融资困难等。
弥补当前中国社会的五大缺失
蓝皮书指出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关系，当前改革的重点是弥补中国社会的五大缺失。
一是弥补中产阶层的缺失。中产阶层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，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稳定执政的基础。只有通过扩大中产阶层队伍，才能让社会发展稳定、有活力。打破垄断，解决分配不公，缩减贫富差距，消除两极分化，是社会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。
二是弥补社会主体的缺失。当前社会改革普遍缺乏主体。每一个改革创新的结果都是政府机构的膨胀。政府不该管、管不了、管不好的事情就应该交给社会，政府的职能要真正向创造和谐环境、提供制度保障、强化公共服务、优化治理结构、建设公民社会、维护社会公平转变。
三是弥补制度的缺失。社会管理创新迫切需要建立完善通畅的社会流动机制、合法的利益协调机制、有效的民意诉求机制、健全的制度保障机制和敏捷的安全预警机制等，从体制机制上解决社会管理滞后问题。
四是弥补信仰的缺失。当一个人不相信政府、不相信法律、不相信信仰、不相信道德的时候，人的精神支柱里就只剩下暴力，这也是当前社会暴力事件频发的主要因素。以重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突破口来重新唤起人们的信仰，成为社会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。
五是弥补权威的缺失。权威的背后就是社会治理模式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推动政府从“发展型政府”向“服务型政府”转变，从“大政府”向“大社会”转变，从“善政”向“善治”转变。
